20万颗卫星申报背后：雄心与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1.26总第122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5年末，颗卫星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超20万颗卫星频轨资源的申报消息引发关注，申报数量之多被认为“史无前例”。背后

　　当前，雄心现实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颗卫星低轨卫星应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各国纷纷在太空展开“圈地运动”，申报占据更多轨道、背后频率资源。雄心现实此次申报自然是颗卫星在资源竞争中的一次“卡位”，背后更深远的申报意义或许在于为方兴未艾的商业航天产业再添“一把火”。

　　但商业航天的背后征程不是简单抢占风口。1月17日，雄心现实中国航天遭遇两次发射失利：凌晨0时55分，颗卫星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三十二号卫星时，申报三级飞行段出现异常；中午12时08分，背后星河动力公司的谷神星二号商业运载火箭首飞也因飞行异常而失利。两起事件为当前的商业航天热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航天是复杂的高风险工程，即便成熟型号或头部企业也难免失利，行业需要着眼长远的“耐心资本”支持，避免短期投机。

　　为何大手笔申报？

　　多个主体均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申报，而申报数量最多的是一家名为无线电创新院的机构。这是一家2025年12月30日在雄安新区登记注册的机构，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星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7家单位联合共建。

　　就在注册的前一天，无线电创新院便向ITU提交了CTC-1和CTC-2星座的申请。两个星座规模均超9.6万颗卫星，合计卫星总数超过19万颗，而且多位于500—1200公里的低轨，这是卫星互联网星座工作的主要区域。

　　有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ITU遵循“先到先得”原则，这次申报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抢占轨道与频率资源。

　　近年来，一场争夺低轨轨道、频率资源的竞争正在进行。距离地球三四百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的空间被认为是低轨范围，这也是当下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所处区域。“低轨卫星延时更短，‘星链’的延时为20毫秒，而高轨卫星的延时多为几百毫秒。低轨卫星离地面更近，地面终端所需功耗与体积更小，方便用户使用。”有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各个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所公布的卫星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比如“星链”从最初的4425颗卫星攀升至超过4万颗卫星，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2万颗。

　　其实，提供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并不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卫星。“轨道高度越低，覆盖全球所需的卫星数量就越多。”一家从事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卫星公司技术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千颗卫星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全球覆盖，但要做到无缝覆盖，或者追求更好的互联网体验，还要追加卫星。即使如此，上万颗卫星也已经足够。”

　　各个星座计划申报的卫星数量，往往与实际发射的卫星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比如一度被视为“星链”竞争者的“OneWeb星座”，在2020年申请新增发射4.8万颗卫星，当前其在轨卫星数量仅有600颗。

　　抢先申报卫星，是因为低轨能够容纳的卫星数量有限，业内普遍的预测是6万颗左右。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纯粹从空间角度讲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很多，但如果结合技术与频率等因素的限制，推算低轨内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大概在10万颗。

　　“轨道的使用原则是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后来的卫星如果想要使用就需要与之前的卫星所有者协商，否则一旦发生碰撞，要负全责。”前述技术人员向记者解释，相比于低轨空间，更为稀缺的是频率资源。“卫星互联网能够使用的频段是有限的，ITU的规则是‘先到先得’，会为申请者留出3年的激活时间，一旦某个频率被使用，与其临近的频率就可能因为彼此干扰而不能被使用，这甚至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前被叫停。”

　　“中国星网成立之时，在卫星互联网可用频率申请的排名上，中国排位就比较靠后。这其实就像房地产开发一样，规划得再好，没有土地也没有意义。”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因此，无线电创新院此次申报超19万颗卫星，可以被视为一种“储备”。

　　国内正在推进的卫星互联网计划“GW星座”，已经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在此次申请的超过20万颗卫星中，也有中国星网的24颗卫星。自从2024年12月中旬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01组卫星以来，到今年1月中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成功发射19组卫星。

　　卫星应用才是“引爆点”

　　谈及商业航天，人们很容易想到商业火箭公司，但是火箭只是运送人或物到太空的载具，卫星应用才是商业航天真正的“引爆点”。

　　“有两点对于商业航天至关重要，一是工业级元器件被应用于卫星制造，制造门槛降低，二是信息技术发展，提升了小型卫星能力。”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卫星能力都相对有限，比如1970年成功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重量只有100多公斤，除去用于演示的应答功能，没有其他实用功能。”

　　OneWeb卫星的重量仅有150公斤左右。当卫星变得更小、更容易制造时，也意味着其成本降低。一家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绝对不会用原来大卫星的供应链，因为用不起，“卫星的一些器件可以从宇航级跨过军用级，直接降到工业级”。

　　他介绍，经过筛选与特定处理后，小型卫星的CPU可以使用汽车级的CPU，虽然卫星在太空中面临的环境比汽车要复杂，比如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处理器工作状态，但可以通过提升系统使其具备容错的功能，消除影响。“原来一块卫星CPU主板可能要几百万元，汽车级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千元，即使选出10块进行进一步处理，成本也仅为几万元，压缩的空间非常大。”

　　当小型卫星在能力、成本等方面均能满足市场需求，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发射能力。

　　小型卫星寿命普遍不长，短则数月，长则3至5年。同时，小型卫星如果想要实现功能，必须组网，而如果数百、数千甚至上万颗卫星组网时间过长，就毫无价值可言。这种密集的发射需求自然为火箭公司带来机遇。

　　“如果没有卫星互联网这样规模的市场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很难存活下去。”一家民营火箭公司创始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SpaceX其实走了一条自己为自己创造需求的道路，其主力火箭“猎鹰9号”早期商业订单很少，主要依靠“星链”订单。

　　卫星与火箭，互为表里。随着“GW星座”在内的多个星座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国内需求已然存在，但是发射资源的不足成为痛点。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前的发射能力能够满足单星，或者少量卫星组网技术验证的问题，但是很难满足常态化发射需求。

　　“现实情况就是国家任务很重，‘国家队’的火箭无力顾及商业航天市场的全部需求，一些服务国家任务的发射出于保密要求，商业卫星很难‘搭便车’，而且‘国家队’火箭发射成本较高。”他告诉记者，即使是像长征十一号这样“国家队”中的小型火箭，单发采购成本也比较高，而且不一定有排期。“此前有两颗卫星发射需求，本希望采购长征十一号，但是由于其排期已满，只能转向采购航天科工集团的快舟一号甲，单发运载能力在200公斤左右，单发采购成本超过4000万元，只能搭载一颗卫星。”

　　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发射资源，是外界对于民营火箭公司的期待。不过，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还难以兑现这种期待。

　　火箭如何“降本”

　　“GW星座”已经发射的19组低轨卫星，全部由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比如在去年7月到8月一个月的时间里，曾经密集发射6组卫星。对于卫星组网的密集发射需求，国内民营火箭公司在发射频次与单发运载能力上都有差距。

　　2025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92次，这一数字创下单年纪录，但是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家央企占据76次，民营火箭公司发射16次，失败两次，像星河动力、中科宇航这样发射次数较多的民营火箭公司，全年成功发射次数也只有5次。

　　前述商业卫星公司人士感慨，其实很期待与民营火箭公司合作，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难以在市场找到有能力的合作方。

　　当前，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较为成熟的火箭型号均为小型固体火箭，运载能力有限。比如去年成功发射5次的星河动力“谷神星一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400公斤。相比之下，作为液体火箭的“猎鹰9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2.5吨，在服务“星链”组网时经常以“一箭60星”的效率进行。

　　“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基本在走‘固体先行、液体跟进’的路径，从体制内的固体火箭研发团队挖人，成立两三年之内就能取得成功入轨发射的结果。但是液体发动机的研发周期更长、门槛更高。”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表示，固体火箭比较适合低轨、重量不超过两吨的运载需求，而液体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够一次性发射数量更多的卫星，从而摊薄单颗卫星发射成本。

　　如何降低发射成本是另一道关卡。当前，国内火箭发射的报价已经有下降趋势，在国内卫星互联网萌芽之际的2020年，基本在20万元/公斤，一些小型固体火箭的报价可以低至15万元/公斤，但是“猎鹰9号”在2020年曾推出过5000美元/公斤的报价。如今，国内火箭报价进一步下探至10万元/公斤左右，但是“猎鹰9号”已经能给出2500美元/公斤的报价。

　　可回收火箭一直被认为是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关键。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一级火箭第六次发射时，其成本只有首次发射时的一半。国内一众民营火箭公司也在跟进这样的技术路线。

　　“不要神化SpaceX。”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提醒记者，比如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就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运载能力，只保留百分之六七十的运载能力，加装用于回收的惯性测量装置、栅格翼等，而且回收后需要对燃料箱进行清洗、焊缝检查等，同样会产生成本。“可回收火箭能否降低成本，取决于其重复使用的次数。”

　　他认为，降低火箭成本不能只依赖单一路径，比如目前中国航天的供应链还比较封闭，沿袭早期定点生产模式，导致成本高、缺少活力。“航天供应链的开放不仅仅是对民企开放，更多是对航天系统之外的供应链企业开放。如果我们可以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供应链，成本一定会下降。”

　　目前，很多民营火箭公司依然依赖原有航天体系之内的供应链，供应链的建设仍然需要时间。

　　谁为应用买单？

　　“如果没有大众级的应用就没有商业航天。”这是商业航天业内共识，无人愿意为应用买单依然是症结。

　　普通人对于卫星服务还有哪些需求？未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精密的导航，二是低轨卫星通信，三是对地观测。有卫星公司告诉记者，根据测算，如果卫星数量达到138颗，就可以实时提供地球上任意一点十分钟之前的影像。

　　其实，历史上不乏看似“完美”的商业航天计划，比如摩托罗拉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铱星”计划，通过卫星组网提供卫星通信服务。

　　“用户才不会因为数据是从天上来的就多付一分钱。”在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看来，“‘铱星’的所有者是摩托罗拉，制造商是洛克希德·马丁，投资70亿美元，可谓一个完美的航天案例，但同时是一个完美的商业航天失败案例。摩托罗拉认为很多人会买，投入一大笔钱后发现没人买，计划最终破产。”

　　“铱星”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时，刚好赶上移动电话普及初期，人们对于昂贵的卫星通信并不感兴趣，“铱星”计划其实被2G基站打败。

　　尽管人们对于卫星互联网的期待很高，但是是否真正存在需求始终是个问题。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远高于美国，甚至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不像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区没有被地面网络覆盖。这被认为是美国用户对于卫星互联网有真实需求的原因。

　　因此，“星链”成为SpaceX “现金奶牛”，“星链”业务从2023年起超越火箭发射业务成为SpaceX最大收入源，2025年预计贡献123亿美元，占总收入近80%，全球用户超过800万。

　　“此前对于究竟是成立央企，还是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卫星互联网存在争议。业内担忧，卫星互联网如果以国家重点工程的方式去做，财政投入会超过千亿元，而且靠财政‘砸’出来的卫星互联网，如果不好用不赚钱呢？”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透露。

　　据记者了解，中国卫星互联网最初计划就有A、B两套系统，分别是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与专网，其中面向公众的A系统在初期已经淡化，从专网做起，再逐步推向公众。所以短期内，可能不会看到“GW星座”提供面向公众的卫星互联网应用。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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